前言：

1977年，叶剑英向杨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命——希望他到广州任职。

然而，杨勇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。他说：“我不想占别人位置。”

杨勇这话听起来似乎很简单，但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深层的原因？为什么杨勇会拒绝一个看似提升的机会？他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，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？这一拒绝，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，也可能涉及到更大的政治博弈。想知道其中的真相吗？继续往下看，答案即将揭晓。淮海战场血拼，谱写出以少胜多阻击战新篇章在群星璀璨的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中，号称军中“三杨”杨得志、杨成武和杨勇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三颗明星。1930年5月，杨勇在平江参加红军并入党，他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艰苦时期的磨练，也成长为我军著名的高级指挥员之一。杨勇把战场上消耗不大、战果辉煌的战斗称为“吃肉”，而将那些损失大的恶仗、硬仗都称为“啃骨头”。杨勇打起仗来特别能“吃肉”，而且“胃口”非常好。我军战争史上有杨勇“吃肉”的记载：1947年7月，在鲁西南战役中，杨勇指挥一纵的战士们歼灭国民党5个半旅；1948年11月，杨勇率部歼灭181师5000余人，俘虏敌55军中将副军长兼181师师长米文和；1949年12月，杨勇指挥五兵团和三兵团共5个军的兵力，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，发起成都战役，在强大的攻势下，俘虏敌军五兵团司令李文以下5万余人……杨勇打仗“吃肉”的战例数不胜数，然而他啃起“骨头”来，更是显示出将军的本色。淮海战役中的蒙城、板桥阻击战是杨勇一生中啃得最硬的一块“骨头”。淮海战役第一阶段，国民党黄百韬率领的第7兵团共12万人被我军围困在碾庄地区。蒋介石为了救下黄百韬兵团，并解除徐州的困境，特意派出黄维率领12兵团集结于确山地区，增援黄百韬兵团和徐州。除此之外，蒋介石还严令“不得以任何借口延迟行动”。黄维所率领的12兵团下辖4个军加一个快速反应纵队，大约有12万人，其中18军是蒋介石的“五大主力”之一。12兵团清一色的美械装备，机动性强，还擅长攻坚。黄维接到命令后，当即率领12万大军前往确山地区。与此同时，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也接到了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、邓小平的命令：“一纵在蒙城、板桥附近凭借涡河、淝河组成防御，正面阻击黄维兵团，争取坚持3天，以掩护中原野战军主力集结和展开。”此时的一纵刚刚完成歼灭国民党181师的恶战，还没来得及休整和补充，而且下辖的20旅还在配合兄弟部队作战，尚未归队。眼下一纵只有两个旅的兵力，再加上挺进大别山时，他们将重型武器都扔下了，因此不管是在兵力还是装备方面，都无法和黄维兵团抗衡。尽管如此，杨勇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。杨勇组织一纵在蒙城地区沿涡河北岸和板桥地区构筑了防御工事，形成两道防御线。黄维兵团途径此处，遇到顽强抵抗，于是黄维打算采取炮火轮番轰炸，士兵们则扑向涡河。面对敌军的冲锋，一纵的战士们奋力反击，敌人先后发起4次大规模的强攻，但都未得逞。后来敌军利用正面强攻，右翼迂回的方式突破了涡河的防线。杨勇设在涡河附近的一纵指挥所，很快被淹没在敌军的炮火中。面对黄维这块“硬骨头”，杨勇带领一纵的战士们，在板桥地带的第二道防线进行殊死抵抗。接下来黄维准备用立体进攻，突破防线。一纵拼命抵抗，战斗减员迅速递增，多次出现战场危机。在这一情况下，杨勇想：“我们困难，就代表着敌人更困难，越是危机时刻，越要咬牙顶住！”杨勇不抛弃不放弃，他挥泪4次进行战场缩编，连变成了排，营缩成了连，团凑成了营。最后一纵被编成12个营，每营只有一个连，连长、营长和团长纷纷带头冲锋陷阵。“英雄连长”桑金秋在这次战斗中头部中弹；3营营长身负重伤；1营营长徐遵成英勇牺牲；4团团长晋士林、政委郑鲁先后牺牲。战斗进入白热化，敌人多次改变攻击战术，正面不行的话就改为迂回；强攻没有效果的话就改为渗透，但他们始终没有突破一纵设下的第二道防线。一纵的战士们在杨勇的指挥下用枪炮、血肉筑成了铜墙铁壁，令敌人无处可进。整整三天三夜，一纵两个旅抗敌12万，杨勇率领一纵在我军战争史上谱写了阻击战的新篇章。3天的时间令我军主力顺利全歼黄百韬兵团，并为我军歼灭黄维兵团奠定了基础。完成了三天阻击任务后，一纵连夜奉命从板桥撤离。黄维兵团还以为我军害怕了，连忙孤军深入，却在南坪集被陈赓纵队拦下，最后在双堆集陷入中原野战军5个纵队的合围。还未恢复元气的一纵余部在杨勇的指挥下，又参加了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。最终黄维兵团全军覆没，其中一纵歼灭敌军16000余人，俘虏敌兵团副司令吴绍周等9名军官。从这以后，一纵打硬仗饮誉淮海战场，杨勇“啃骨头”闻名遐迩。指挥金城反击战，扬威朝鲜半岛1949年2月，杨勇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。4月21日，杨勇指挥五兵团在安庆以西渡江，和兄弟部队一起突破了国民党在长江设立的防线，随后奉命追歼敌军。9月，杨勇奉命向大西南进军，此时国民党军队为了迟滞我军的行动，将沿途的桥梁和道路都给破坏了。在杨勇的指挥下，部队克服恶劣的天气、泥泞的道路、大江阻隔等困难，日夜兼程百余天，行程5370多里，经过大小战斗50多次。最终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歼灭敌军37000多人，解放了贵阳市和大小县城21座，完成了迂回四川、参加成都战役的伟大任务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担任贵州军区司令员的杨勇主动给刘伯承、邓小平等人写报告，要求赴朝参战。由于诸多原因，杨勇的报告没能得到批准。直到1953年4月，杨勇终于有机会赴朝参战，他先后担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、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、志愿军司令员等职务。杨勇抵达朝鲜战场的时候，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基本达成协议，剩下的便是重新规划军事分界线和拟定停战协定的细节了。彭德怀也从北京回到朝鲜，准备参加停战协议签字仪式。和平即将到来，杨勇也以为自己会“白来一趟”，谁曾想就在这个时候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反对任何妥协，要单独打下去。就这样，进行了两年的板门店谈判停战协定难以签订，李承晚这一举动也惹怒了中朝两军。杨勇对政委王平说：“为什么美国都主和了，李承晚还要继续打？他有什么本事继续打下去？是他自己单独打还是另有目的？”毛主席毛主席指示：“朝鲜战场作战，要‘零敲牛皮糖’。”杨勇也下定决心打一场打仗，上3个军，后来在杨得志的支持下，增加到5个军。当时有很多人都不理解杨勇的举动，连一向以大胆著称的许世友都说：“根据解放战争的经验，歼敌1万，自损3000，我们一定要慎重。”此时，回到朝鲜前线的彭德怀赞成杨勇的看法，他认为：“如果不在军事上给予李承晚集团惩罚性痛击，不仅会拖延朝鲜停战，还会影响朝鲜半岛的战后和平。”紧接着彭德怀给毛主席发去电报，建议给李承晚军严重打击，再歼灭1.5万敌军。第二天，毛主席回电同意，表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，再歼灭李承晚军万余人是很有必要的。1953年7月13日晚上10点，随着杨勇的一声令下，志愿军炮兵1000门大炮一起怒吼，几平方公里的敌军阵地在炮火中燃烧起来。炮火刚刚延伸，20兵团3个突击团就向敌军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开始突击。一个小时后，敌军的前沿阵地被我军全面突破，而家喻户晓的“奇袭白虎团”的护士也是发生在这次战役中。此时敌人惊讶地了解到指挥这场战役的是，年仅40岁却身经百战的20兵团司令员。他们还发现杨勇指挥过的装备现代化的第16军也被调了上来，敌军意识到这是一场大仗。不久后，美国和李承晚一致同意停战。金城反击战结束后，20兵团共歼灭敌军52783人，俘虏2836名敌军，超过预定计划的5倍，击落85架敌机、缴获1架飞机、34辆坦克等等。通过抗美援朝中的这最后一战，志愿军向前推进了192.6公里，给敌军致命一击，拉平了金城东南14公里到西南16公里的一条弧线。1954年2月，杨勇担任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。1955年4月29日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、国防部长彭德怀发布命令，任命杨勇为志愿军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。就这样，杨勇成为继彭德怀、邓华、杨得志之后的第四位志愿军司令员，也是最后一位司令员。1955年9月，解放军首次大授衔，杨勇被授予上将军衔，他在军界作为高级将领的地位也被确立下来。在朝鲜主持志愿军工作期间，杨勇和金日成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金日成来北京访问期间，曾向毛主席夸奖杨勇说：“杨勇是个难得的好同志！”志愿军自1958年回国后，金日成每次到中国访问，都要会见杨勇。杨勇（右）叶剑英想让杨勇去广州工作，杨勇：我不想占别人的位置1973年5月，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。会议结束前，周恩来找杨勇谈话：“中央决定让你去新疆军区担任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”杨勇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坚决服从中央安排。”6月3日，中央的任职通知正式发出。临出发前，杨勇只给在沈阳的妻子林彬打了个电话，连衣服和行李都没带，直接去新疆上任了。当时的新疆军区是一个大军区，和兰州、南京、广州军区等12个军区属于平行单位。由于当时我国和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，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，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将杨勇放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新疆去。同年8月中共“十大”上，杨勇当选中央委员。1976年10月7日，当杨勇正在新疆参加会议的时候，陈锡联突然给他打来电话，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杨勇挂下电话后，内心激动的情绪久久难以平复。1977年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找到杨勇，并对他说：“广州军区政委的韦国清同志要来北京工作，担任总政治部主任，需要有人去接替他的职务。”叶剑英叶剑英顿了顿继续说：“我觉得你就可以，你认为呢？”叶剑英非常信任杨勇，他曾担任过北京军区司令员、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等等，但却从未去过华南。广州的地位十分重要，如今韦国清要来北京工作，叶剑英自然想要找一名得力干将去广州工作，而杨勇便是最佳的人选。叶剑英本以为杨勇会答应，谁曾想他却拒绝了。杨勇说：“您也知道我没有去过华南，对那边的情况也不了解，去的话很难展开工作。更何况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，我想去福州军区工作。”皮定均此时福州军区司令员一职正空着，原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因飞机失事不幸殉职。叶剑英听后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，毕竟这也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。不久后，汪东兴也找到杨勇，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广州军区工作。杨勇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，他说：“我想去福州军区。”汪东兴不明白，他继续追问：“你为什么独独想去福州军区？”杨勇说：“因为只有福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还在空着，我不想占别人的位置，也不愿意去总部去占别人的位置。”最终，杨勇既没有去广州军区当政委，也没有去福州军区当司令员。1977年8月25日，中央发出通知，公布了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，并宣布：“任命杨勇为中央军委委员、列席常委。”杨勇去总参工作1977年9月，在邓小平的建议下，杨勇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、总参党委第三书记，协助兼任总参谋长、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。到总参谋部工作后，杨勇用了很大精力推动总参机关的工作，以解决总参的作风和纪律等问题。经过总参党委的研究，下发了《关于“三查三整”的通知》。杨勇亲自动员，积极推动这项工作。由于总参谋长邓小平身兼数职，因此总参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杨勇负责，就这样他成为实际上的总参当家人。不过在对外交往中，由于他国并不了解我国军界的这一特殊情况，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。1978年6月，杨勇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。令人意外的是南斯拉夫的总统铁托没有出面会见，而是派出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部接待。原来是南斯拉夫方认为杨勇只是我军的副总参谋长，地位不够，所以才会这样做。同年9月，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部张斯塔查·波托查尔上将率团回访中国。在访问过程中，波托查尔了解到杨勇在我国军队中的实际地位后，十分抱歉地说：“我现在才明白你在中国军队的身份，我们当初接待你的规格不够啊！”1979年6月，中央军委决定调整三总部、各大军区、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。由于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院副总理等等，因此中央决定他不再兼任总参谋长，并在此次调整过程中考虑总参谋长接替人选。邓小平在酝酿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过程中，邓小平广泛征求党内、军内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后，认为杨勇打仗不错，还能团结同志，主持总参谋部时工作认真负责，便决定由他接任总参谋长一职。除此之外，邓小平还准备将总后勤部部长张震调为第一副总参谋长，协助杨勇工作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，面对种种情况，军委对总参谋长的人选有了新的考虑。11月底，邓小平召见耿飚，谈了他对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，耿飚还分别向聂荣臻、徐向前作了汇报。紧接着邓小平又指示耿飚和韦国清去广州征求叶剑英的意见，叶剑英在听了耿飚和韦国清的汇报后，当即写下一封信让耿飚带回去给邓小平。12月6日，耿飚和韦国清回北京向邓小平汇报情况。为了确定好总参谋长的人选，邓小平在12月14日和19日又冒着严寒赶到徐向前和聂荣臻两位老帅家中，和他们交换总参谋长人选等事情。最终，经过邓小平和几位老帅的反复商量，最终总参谋长的人选被确定下来。耿飚1980年2月20日下午，耿飚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：“邓小平免兼总参谋长、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；任命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、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、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。”对于杨得志的到来，杨勇表示热烈欢迎。在战争年代，杨勇曾两次给杨得志当副手，他比杨得志小两岁，总是尊称杨得志为“老杨哥”。为了让“老杨哥”熟悉部队的情况，杨勇多次抱病陪他去外地视察，尽管有些地方杨勇刚去过没多久，但他仍坚持陪同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新任总长汇报情况。1982年，杨勇因病住进301医院，当他得知自己患肝癌晚期并已经转移后，他的脸上没有出现一丝慌张和不安。杨勇对大家说：“医生说我还能活30到60天，就算我只能活45天，除去最后10天脑子可能不清醒，5天来处理私事，我还有30天的时间可以工作。”在临近死亡的30天内，杨勇的生活节奏丝毫没有被病魔打乱，被他约到病房谈话的各部门同志每天都川流不息。杨勇在争分夺秒地工作，也在和那些生死与共几十年的老战友话别。连医生也不敢相信，面前这个说话有力的病人，肝脏已经大的超出肚脐下几指，而且几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癌块。“三杨”杨得志、杨成武、杨勇1983年元旦那天，杨勇已经非常虚弱了。这天下午，杨勇将全家人都叫到床头，然后说：“看来我是快不行了，趁现在我还清醒我就多说几句，算是遗嘱吧。人活七十古来稀，今天我就70岁了。我仔细想过了，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，党对我很好，我对党也无愧。我死后，你们要考自己去生活，努力为党工作，不要向组织提出任何私人请求。”杨勇只用几分钟就交代了后事，还谈了对每个子女的看法和希望。交代完毕后，杨勇摆了摆手说：“你们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”说完便闭上了眼睛。1983年1月6日，杨勇因病逝世，享年69岁。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301医院，向杨勇的遗体告别。1月15日，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杨勇的追悼会。作为一位彪炳史册的战将，杨勇却从不居功自傲，永远是那样谦虚谨慎、严于律己，他经常引用彭德怀元帅的一句话勉励自己：“工作中有了成绩，多想想别人的贡献；工作中出了问题，多找找自己的责任。”将军本色，尽显话中。